1976年的“总理遗言”被广泛传播，社会上出现各种字体的手抄件，除标点符号略有变化外，基本版本都一样。 图为当时的一份手抄件

　　2月16日，李君旭的追悼会在杭州举行。

　　1976年2月8日，一份“总理遗言”传遍全国，引起轰动。随后，“总理遗言”的制造者李君旭浮出水面。1976年5月，李君旭因“总理遗言”案入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判处死刑。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是各种谣言盛行的时期。李君旭的“总理遗言”可谓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渴望和变革的期望。而此案也让李君旭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引起轰动的“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完全被排挤。而几乎与此同时，社会上突然流传着一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的“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由于1975年邓小平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恢复了社会秩序，得到全国人民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当社会上出现了这份以肯定邓小平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总理遗言”后，这份“遗言”就迅速地传遍大江南北。至4月份，除少数几个偏远省份没有发现外，大部分省份都发现了这份“总理遗言”。并且，这份“总理遗言”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许多国家的电台和通讯社都播发了这份“遗言”。

　　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一方面“遗言”对当时时局的把握十分到位，“遗言”所述极像周总理的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另一方面这份“遗言”内容也确实迎合了人们因长期混乱局面而渴望安定与发展的心理，人们心里是希望看到这样的“总理遗言”的。

　　侦破“总理遗言”案

　　正当人们怀着激动、虔诚之心争相传抄、传诵这份“遗言”时，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采用电话通知的方式告知全国各地：“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4月4日，公安部下发了《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正式通知各地开展追查工作。

　　据当时的公安部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追查“遗言”案的施义之回忆：“当时把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的‘总理遗言’、群众反映的不满情绪以及没有公布的内部消息作为谣言进行追查……公安部工作以‘追谣’为重点，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追谣’行动。五月初……我请示其他谣言还查不查……经核心小组研究，理解为抓住追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带动对其他谣言的追查。经过发动群众追查，我们掌握‘总理遗言’的线索目标集中到了杭州。”(参见施义之：《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1976年5月5日，专案组在杭州市汽轮机厂带走了青年工人李君旭。没有人会想到这份笔法老练、内容逼真，引起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施义之回忆说：“5月19日，中央通知我和祝家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派往杭州督促破案人员)去汇报。在政治局会上由祝家耀汇报了到杭州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汇报到‘总理遗言’的执笔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时，张春桥说‘你们现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们没有发现。’有人(是谁记不清了)附和道：‘这些人是有后台的’……会上决定在杭州逮捕8人……为了保密，决定由铁道部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当时，局势紧张，张春桥等人认为这样大的政治案件一定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他们也想以此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在这样的一个思路指导之下，很快与李君旭有关的一些人也被抓了起来。据当时被认为是此案主犯之一的袁中伟的妹妹袁敏所写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一书中所说，除李君旭之外，包括李君旭的父亲、袁中伟在内约12个人被捕，而被牵连、审查的达数千人之多。被捕的12人中包括李君旭在内的7人按照高层的指示由杭州押往北京关押、审讯。经过一系列审讯之后，此案除了牵涉到个别省级干部之外，实在无法再挖出更高级别的干部，所以之后公安部对此案进行了冷处理。

　　“总理遗言”案的后续处理

　　笔者收藏了一份江西省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电话通知后写给江西省委的《关于对收缴所谓“总理遗言”抄件等材料的处理请示报告》，内容如下。

　　各地公安机关接公安部五月廿八日电报后，对追查“遗言”的善后工作，提出一些问题，为此，我们向公安部作了电话请示，公安部答复要由省委确定，现将有关问题和意见请示报告如下：

　　1、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组织所收缴的“遗言”，一律上交地、市公安局，经局领导监督烧毁，不再保存各类版本；

　　2、在追查“遗言”过程中，有关传抄者，所写的旁证、交代、检查材料，一律退回其本人；

　　3、有关“遗言”线索转递材料通知单和传抄人员登记表，由公安机关和保卫组织自行烧毁，不再保存；

　　4、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组织，在追查“遗言”工作的情况报告情况反映通知报表，应立卷归档。

　　江西省公安局

　　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

　　在这个文件后面，还有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给各县(市)的一个通知底稿，内容如下：

　　各县(市)公安局、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保卫科：

　　现将省公安局关于对收缴所谓“总理遗言”抄件等材料的处理规定转发给你们，望报告党委，研究执行。在退回传抄者所写的旁证、交代、检查材料时，要根据中共中央四月一日的电话通知和公安部四月四日“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及五月五日紧急电话通知精神对有关本人进行教育。已随传入“遗言”材料上报地区公安局一并转去外地追查的旁证、交代、检查材料由当地党组织处理。你们那里所收缴的“遗言”材料，尚未上交地区公安局的，一律要在本月十五日前交来，以便按规定处理。

　　赣州地区公安局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通过这两份材料，也可以大体了解“总理遗言”案件的发展过程。从江西省公安局的4项处理措施来看，并没有处理任何人，仅仅是对传抄和传播的人进行了教育，所写的交代材料和检查等也交回本人，对收缴的“遗言”进行统一销毁。当时“四人帮”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惊天大案”，能挖出很多幕后的东西，结果却发现是一个青年工人所为，因此也就草草收场了。最后，法院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了李君旭等7人死刑。

　　李君旭的归途

　　不过，李君旭等7人的死刑还没有来得及执行，1976年10月8日，“四人帮”被抓，由于“总理遗言”中被认为有反“四人帮”的内容，因此此案中的所有人均被释放。不过，在1977年11月释放李君旭时，公安部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审查结论》中仍然认为他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79年12月，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中认为：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1977年11月3日的审查结论。这个复查结论算是最后给李君旭平反了。

　　出狱后的李君旭仍然回到杭州汽轮厂工作，不过有着一顶反“四人帮”英雄的帽子，再加上自己的才能，不久之后就担任了厂长助理、厂团委书记，上了大学。后来，他到《浙江日报》文教部任副主任，又担任了《东方青年》杂志副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后陆续发表《遗言震动世界》、《悼念班禅大师》等作品。但由于在狱中受到伤害，又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强制睡眠，他的大脑受损。1989年，36岁的李君旭头颅里的血管破裂，从此卧床不起，直至61岁逝世。

　　巧合的是，1976年的正月初一是1月31日，2014年的正月初一同样也是1月31日。1976年2月上旬，李君旭写出了“总理遗言”，轰动了全国；38年后，2014年2月上旬，他用他的生命为这个案件画上了句号。